考虑到我国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现实需求，建议加大改革力度，争取该目标提前实现，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从具体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1.7%、17.3%和21.5%。同时，美联储长达5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开始退出，世界经济各种不确定性接踵而至。

五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怎样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移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主要目标上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14年6项任务是与此紧密相连的。此外，保持合理增速也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需要。这些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借债，不断加大投资刺激力度，债务率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也在上升。当前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仍很突出，2014年高校毕业生将达727万人，较上年增加28万人。

这种合理增速首先是为了保障就业。日本经济2013年企稳回升中暗藏隐患，超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公共投资和汇率政策，尚未过渡到依靠民间需求拉动。首先要稳步有序推进改革，防止打着改革旗号行追求政绩之实，防止为了迎合而改革，为政绩而改革，为改革而改革。

任何改革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改革可能适得其反。另外，改革滞后的风险还表现为改革过慢导致错失改革的时间窗口而引发的风险。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预防改革过快即冒进与过慢即滞后的两种风险。归根结底，要秉承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福祉的理念，为切实解决问题而改革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之间有顺序，经济改革内部各项子改革之间也有顺序。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得到了社会几乎一致性的好评，民众的改革期待空前高涨。

为此，这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又专门对经济改革的秩序做了研究和设计。任何改革都会有个最佳时机，一旦错过，要么改革难以推行，要么改革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另外，改革滞后的风险还表现为改革过慢导致错失改革的时间窗口而引发的风险。具体表现为：第一，不顾改革系统性单兵突进的风险。

今天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局面至错综复杂，远超政策设计者的想象，因此，改革方案设计，务必慎之又慎，既要思虑全面，又要理性推演，更要广泛充分征求民意。20世纪70年代以麦金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理论，发达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基本成功，而发展中国家推动同样的改革却遭遇了普遍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的顺序没有排对。  2014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当此其时，作为改革者，至少要有两个转变：在行动上要从蓝图设计转变到方案设计和执行，扎实推进各项具体改革，在思想上要从改革动员凝聚共识转移到关注改革风险。

第四，不顾方案完整性错误推进改革的风险。如果期待被逐步满足，那么种种期待将顺利转化成对改革的支持，在期待与改革间形成良性循环：改革满足期待，期待得到满足导致民众支持改革，新的改革进一步推进，新的期待进一步得到满足。

任何改革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改革可能适得其反。以此分清轻重缓急，科学规划改革进程，将各项改革议程有序分布在规划期内，让民众期待时时有满足，进而将对改革的热切期待转化为支持改革的持续动力。

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改革落后于民众预期而导致民众失望甚至绝望和反对的风险。既不能冒进，也不能落后。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预防改革过快即冒进与过慢即滞后的两种风险。对改革者而言，期待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既要因应社会需求，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成熟一项，改革一项。改革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今天的社会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那种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了，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之间彼此关联，紧密联系，相互交融，整个社会形成了网状结构，任何一项单一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同时也会牵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冒进的风险，主要指在改革条件不成熟、改革环境不配套的情况下急迫推进改革，因改革顺序不正确、举措不周全而导致改革失利的风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60个方面的改革，这是一张改革总体蓝图，落实主要靠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

首先要稳步有序推进改革，防止打着改革旗号行追求政绩之实，防止为了迎合而改革，为政绩而改革，为改革而改革。归根结底，要秉承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福祉的理念，为切实解决问题而改革。

大冒进的改革往往会忽略改革的系统性、改革的条件、改革的顺序，进而增加改革失利的风险。因此，某些单位为了追求自身的政绩，单兵突进推进某项改革，那结果恐怕是事与愿违的。

当全社会被改革精神、改革情绪所左右时，改革的风险往往为大家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很有可能形成一场改革的竞赛，各地各部门官员为了迎合改革的潮流而争相改革，进而演变成改革大冒进。从大的方面讲，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架构，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需要成熟的社会心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做出部署要求各地设立改革领导小组，开展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改革，部分地方也已公布区域性的改革计划。

第二，不顾客观条件强行推进改革的风险。与此同时，当然也要向社会传递改革的渐进性，传递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制约，以降低民众某些不合理的预期。

改革共识已基本形成，改革的力量已动员起来，改革的行动也逐渐展开。面对未来改革可能出现的这两种风险，还是要从根本上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之间的关系，在改革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战略上，既等不得，也急不得。

但如果改革滞后，相关进程落后于民众的期待，甚至改革停滞导致民众希望落空，希望变成了失望甚至绝望，那支持就会变成反对，这不仅将威胁改革，更将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恶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从具体步骤上讲，比如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就需要存款保险制度、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化的退出机制、货币传导机制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

可以说改革的发令枪已响起。为尽力避免民众期待落空，应尽快启动一些社会关注度高、民众期待大的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满足群众期待。第三，不顾顺序贸然推进改革的风险。但是改革不是免费午餐，不是无风险行为，任何改革都蕴含着或大或小的风险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不回到胡锦涛当政时的老路，每当经济形势严峻时就打开信贷供给的水龙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可能比某些人目前预期的更快。从多个迹象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

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速效药丸，生产每一单位GDP所需要的投入却越来越多——比如宽松的信贷以及廉价的原材料。希望在于，如果放开银行业，允许私营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正面竞争，资本将被分配到中国经济中效率更高的领域。

企业承受的压力已初露端倪：发放给一家濒临破产的煤炭企业的贷款，作为理财产品销售给了个人投资者，该理财产品现已到了违约的边缘。去年3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已经正式发出了警告，要适可而止。